西施与宜兴的渊源。宜兴位于太湖西侧，约江苏、安徽、浙江三省的交界处，不仅特产丰富，所产陶器自古闻名，有人依史记之记载，把它的产制推至汉朝。最迷人的传说，甚至远达春秋时代，说是越国大夫范蠡，帮助越王勾践灭了吴国之后，功成身退，携带美女西施，过太湖，归隐于宜兴，设窑烧陶，以商买终其生。

宜兴产陶历史，缺少明确证据，史记所记，只是后人推论，迷人传说，料想亦是自“财源富比陶朱公”衍生，姑且不论其历史渊源，宜兴产陶，因器而名地，因壶而名者。

宜兴古名荆溪，在唐时叫阳羡，至宋时才改为宜兴。唐时，附近顾渚山所产的紫徇茶，因陆羽之品评，御史大夫李栖筠的进贡而成贡茶后，造成市镇的繁荣。明时，因散茶的流行，出现了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小壶，更使宜兴的声名，继贡茶之后的两度鹊起，这是任何地方所未曾有的。

宜兴产土，质地细腻坚致，烧出来的器物，为其他陶窑所不及，不但用在制壶，其他如瓦罐、花瓶、器皿、人物花鸟，无不具备，而且颜色五彩缤纷，有红、紫、白、黑多种，由于器物之著名，传说附会即生，清代文人吴千在《阳羡名陶录》就曾述说宜兴土的发现，是由于云游四方和尚的指引，才挖掘而发现，做成之壶，也因而啬其神必极珍贵。

陶器与茶事的结合。宜兴制壶，应不止起于明朝正德年，而以自正德年后才大盛比较合理，任何文化之形成，都是经过长久浸淫而不是成于传说或一夜之间。只不过至明时，因经济重心的南移，壶泡之流行，以及文造，才开创其不朽的地位。

根据明人周伯高对宜兴砂壶的考证心得，说宜兴壶的珍贵，不仅在于制造，更在其原料。塑壶之土，并不是山坡山麓，俯拾可得，而必须如挖煤矿般，深入山腹或地底。从香港艺术节所展示的宜兴陶的资料显示，挖泥之车以及满身泥土的挖泥工人，印证其所言不虚；陶土挖出后，静置后，才能制造。然而泥太后的探测技巧，泥太后的储量多寡，工人挖掘的辛苦，即已为壶器奠定了名贵的契机。

文人雅土寄情于壶。宜兴壶的制造，系用捏筑或片接的传统技艺。所造之器物，厚薄、高低，均能随心所欲，所以不管是名器的摹仿、雅物的塑就，都达臻境。由先天质地配合后天的技术，更由于文人雅士之参予，在壶身铭诗刻词，指定形式，或创新格局，使宜兴制陶，成为名公巨子、名公重臣、骚人墨客重资收购的对象。其与一般玩器最大不同之处。更在于与茶结合，融人生活，成为实用兼寄情之器具，是任何其他不动声色器所无法望其项背的。

也许就是因为上述的原因，宜兴壶的身世，才会形成传说，变得扑朔迷离，难以考据。根据最普遍的说法，第一个宜兴砂壶是一位金沙寺老僧人所研制，以后有供春者，是明四川参政吴卧山之家僮，随侍主人至金沙寺读书，因而学习老僧技艺，融入自己心得，作品供春壶，传世不多，万金难求。

自供春开山后，时大彬继其衣缺，以后名家辈出，各有特色。四磊天王，三大国物等，都是在陶艺有特殊成就，后人给予的尊称，其作品形制的演变，依专家的研究，舍去草创期不说大略可分成四期。

第一期的代表人物为时大彬，李仲芳及徐友泉。时间大约在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，时大彬是将大壶及高身壶改为小壶的第一人。徐友泉则以善于临摹实物而闻名。世所闻名的孟臣，是这一时期末才成名的。此一时期之制壶以节纹为特点。

第二期的时间约在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末。这一期之艺术家，以陈呜远最著名，自然形成其制作主流。后来因为外表流行釉彩、贴花，所以都以几何形之方、圆为时尚。在本期末，出现了逸公壶，与孟臣遥相抗礼。孟臣浑机精巧，逸公则以工巧见长，浑机不足。

第三期包括了十九世纪，其特色是文人与陶工相结合。陈曼生身为领导潮流者，以铭刻为时尚，尤以几何形之变化，在此时期最多，始以“思亭壶”的出现，非常独特。

第四期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，宜兴壶这时期大量生产。精品渐少，直至二十世纪初宜兴壶参加国际博览会获奖后，才再刺激生产，流行复古。

从宜兴壶之回春，中国茶具的精美，世上无与伦比。假如自金沙僧后迄今，其间不遭外人侵略，不囊括战火频繁的摧残，中国的茶具，由祖先们的使用珍藏，流传至今，数量必定不少。据说传言中的精品，在外国的博物馆中收藏极多，而国内却无法目睹。对于宜兴陶器的爱好者，这是极痛心的事情。